回顾百年科技和文化的时候，诺贝尔奖无疑是很有意味的参照系。从9月30日到10月15日经过半个月的等待，今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全部产生。1999年处于人类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特殊关口，所以这次评选更备受关注。
就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而言，似乎对道德良心的挖掘和呼唤仍旧是下世纪人们述说的主题。他的但泽三部曲《锡鼓》、《猫与鼠》、《狗日子》富有传奇色彩，目前国内也已有译本。那些政治类小说却表明，战争和政治将一如既往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回想多灾多难的1999年，人道在战争面前多么弱不禁风。尽管如此，人们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仍将是历史的潮流。
诺贝尔奖的主流一直是科技，今年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医学奖得主也都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家。荷兰的赫拉尔杜斯·霍夫特和马丁努斯·韦尔特曼教授因为提出关于亚原子粒子结构和运动的理论而共同获得物理奖。这是第五次将这一奖项授予粒子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埃及出生的美国科学家艾哈迈德·泽维尔由于应用快速激光技术来观察分子中原子进行化学反应时运动的情况而获得化学奖。美国的京特·布洛贝尔博士因其在蛋白质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得生理学医学奖。应该说，近百年的诺贝尔奖对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高科技的发展有特殊的意义。科学如果说在19世纪还只是生活的附庸，那么在20世纪却成了生活的第一推动力，诺贝尔奖正是这种变化的见证。说到底，对三个奖项的角逐和关注，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不朽历程。
经济学奖原本只是个纪念性质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左右人类生存的焦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因为他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域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分析而获得经济学奖。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如《国际经济学》极大地丰富了对稳定政策（即公开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当6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时，芒德尔就高瞻远瞩，他对货币动态的分析已经被称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分水岭”，更有人，把他推为“欧元之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如向稳定货币和协调发展国际经济的问题已摆在各国政府面前。这表明，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对国际经济学的重视会更上一层楼。
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问鼎“诺贝尔”也是国人的夙愿。应该说，评奖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已经使诺贝尔奖成为我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的重要奖项。去年，毋国光、陈佳洱、杨福家和朱清时四位院士一起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紧接着经济学家何炼成就此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的科技事业尽管起步很晚，但在某些领域如合成胰岛素、超导研究等方面并非比西方差，究其原因恐怕与不能与国际接轨、科研硬件以及整体科技水准不高有关。有一段时间，大家对没有中国人获文学奖有过非议，其实题材和主旨如何平衡民族性与世界性才是问题的关键。加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使中国的成就更多地为世界人民所注意，摘取诺贝尔奖就不会是难事了。
